2024-02-27
韩国政府的谎言与捏造竟然毫不留情到这种地步。我立刻直觉到其中的危险。
2019年4月16日

现重新刊发我于2018年12月5日以**《韩国历史教育所描绘的日韩关系，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加害者与百分之百的受害者”、“绝对的恶与绝对的正义”之间的关系》**为题发表的文章。

李明博总统任期末的言行令我震惊又愕然。我心想，韩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于是上网搜索韩国及朝鲜半岛的资料……一个小时后，我了解了朝鲜半岛的实际情况。
我长期订阅《朝日新闻》，又接受了战后教育，直到那时才第一次了解到自己此前完全不曾明白的韩国实情。

即使不去搜索，任何人也都知道，朝鲜是一个糟糕到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国家吧。
刚才，我又发现了一篇体现互联网精髓的文章。互联网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图书馆。
只有了解这些事实，才能明白如今韩国发生的事。
换言之，如果不知道这些事实，就无法理解韩国人……这对日本人来说极其危险。

正如我个人曾遭遇某种恶，以致罹患几乎夺去我生命的重病，事实上，日本也一直遭遇着这种恶……一直暴露在它面前。
他们不只针对日本，还以美国和联合国为主要舞台，持续施展他们的恶行。

这篇倾注大量心血的文章所揭示的真相，就是反日宣传的真面目。
对于一个依照神的旨意转动着文明转盘、必须与美国一道引领世界的国家——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这样的“深不见底的恶”与“煞有介事的谎言”之国，战后七十年来不断以反日教育之名推行纳粹主义，而世界对此始终视而不见。
说这正是令世界持续动荡、冲突不断的真正原因，也并不过分。
我……迫不得已……带着《文明的转盘》这样走到台前，实际上不仅对我本人和各位读者，而且对日本和世界，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以下是我发现的文章。
除标题外，文中的加粗强调均由我添加。
那是在我读过韩国历史教科书之后。
日本人被描绘成冷酷无情的“恶魔”。
近代日本被说成对朝鲜“只做过屠杀与掠夺”。
◆韩国为何改写历史——思考其动机与背景（下篇） 山田高明
李承晚时代：韩国真正不幸的开端
现在回到正题。
日本战败后，朝鲜的统治权从总督府移交给美国。
最初，各派围绕建国争执不休，苏联则很快扶植起一个傀儡。

临时政府和独立军本身未获承认。但出身于该政府的李承晚曾留学美国，也在美国开展游说活动，因此最终被推上反共傀儡政权首脑的位置。
不过，他提出的“希望让韩国加入盟国”的自私要求遭到了拒绝。
因为人们认为，那些既没有参战也没有流血的人没有资格出头索取这一地位。
所以，韩国人自称“战胜国国民”或“盟国国民”，根本不符合事实。
想到此人作为首任总统掌握独裁权力，实在令人不禁心生同情。
从李承晚回国到流亡的这段时期是“黑暗时代”，而当代韩国人竟缺失了对这段时期的记忆，这很反常。

从多种意义上说，李承晚正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的时代，恰恰就是韩国历史教育所描绘的“日帝”原样。
李承晚首先干下的恶事是“济州岛事件”，说到底就是对共产主义者以及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岛民进行大屠杀。
结果，数万名市民被杀，另有数万人逃往日本并在那里定居。
屠杀此后仍持续发生，岛上人口骤减。
类似的屠杀也发生在其他地区，只是规模较小。

提起李承晚针对日本的战争罪行，人们熟知的是侵占日本领土竹岛和屠杀日本渔民；但实际上，在那之前他还试图入侵对马岛。
他为此在韩国南端集结兵力时，遭遇了朝鲜的闪电式入侵。

既然他连本国国民都能毫不在意地屠杀，就不难想象韩国军队会在对马岛制造大屠杀。
朝鲜战争爆发后，李承晚对内部敌人的被害妄想愈发严重，大量处决了登记在“国民保导联盟”名册上的人。这个组织原本以教化共产主义者及其家属为宗旨。
被军队和警察屠杀的人数无法确切统计，但也有说法称超过一百万人。
这件事不仅因战争而不了了之，在此后的军事政权统治下也一直遭到掩盖。

韩国军队起初被逼退到半岛南部，后来随着美军参战扭转局势，四个月后推进至中朝边境的鸭绿江。
然而，本应随着朝鲜灭亡而结束的战争，因为中国军队参战又被推回三八线，最终持续了三年。
由此，数百万军民丧生，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

顺便说一句，面对延长战争、增加伤亡的中国，韩国却从未要求它正视和清算过去。

此后，李承晚一直盘踞在独裁者的位置上，直到1960年中期。
李承晚不仅肃清共产主义者，也把反对自己的人当作政治犯加以清洗，并彻底镇压示威和反对运动。
当时那些经历过日本统治时期的韩国人愤怒地说：“这到底算什么‘解放’？这个社会不是比日帝统治下还要糟糕得多吗？”
李承晚通过思想与言论管制、告密制度、秘密警察等恐怖政治手段镇压了这一动向。

他就这样监视和压制怀念日本时期的思想与言行，让亲身经历过日本时期的一代人因恐惧而噤声，造成代际割裂；同时利用媒体和公共教育向孩子们灌输“虚假的记忆”。

太平洋战争期间，韩国没有遭受轰炸，实际上也没有征兵（＊少数被征召者尚未投入战场，战争就已结束）；只是物资遭到征用、劳务受到强制。作为“殖民地”，它得到的是破格的待遇。
结果，战争结束时，日本本土有大量人员战死并化为焦土，韩国却几乎毫发无损。

也就是说，战后日本与韩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完全颠倒过来了。
可是，到李承晚下台时，韩国已跌落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两国状况再次逆转。
归根结底，李承晚对韩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毫无贡献，只是挥舞独裁权力、实施暴政、大规模屠杀本国国民并使他们陷入贫困。

顺便说一句，韩国政府至今仍掩盖这段丑事，反过来却捏造根本不存在的日本军队屠杀，向孩子们教授虚假的历史。这不是几乎等同于共犯吗？

虚假的国史为何得以延续？
李承晚流亡后，韩国经历了短暂的混乱，最终掌权的是朴正熙。
众所周知，他出身于旧日本军官队伍，通过签订《日韩基本条约》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从日本获得巨额资金。
朴正熙培育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扩充社会基础设施，实现了被称为“汉江奇迹”的高速经济增长。

不过，既然有超过国家预算两倍的日本资金，又有怀着使命感、手把手传授技术与经验的邻国，（中略）我不认为创造“奇迹”有那么困难。

韩国就这样依靠日本的援助与合作，不止一次，而是两次摆脱了贫困。
然而，朴正熙总统也没有纠正把日本描绘成绝对之恶的宣传。

由于他彻底镇压反政府示威和运动，部分市民对他怨恨不已。
对于不可避免会产生内部矛盾的军事独裁政治来说，一个能转移人们仇恨和不满的对象不可或缺。
朝鲜和共产主义者不足以担起这个角色。
说到底，反政府人士中本就有不少同情他们的人。
他需要一个不受意识形态区分影响的“人民公敌”。
或许出于这样的政治盘算，朴正熙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将日本妖魔化的教育。

而且，他还把日本经济援助取得的成果统统算成自己的功劳。因此，与日本普遍相信的人物形象不同，很难说他是一个多么公正的人。
不，不仅如此，他似乎还往公共教育里添加了多余的东西。
那就是培养“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就很伟大”式的自豪感。
换言之，他似乎强化了一种自我赞美的历史观（＊不过必须说明，关于这一点，我手头没有资料，仅是听来的说法）。
而从另一面来看，这也意味着贬低日本为“文化落后国家”。

这是因为通过与他者比较，自己民族的优秀之处才会凸显；而比较对象自然不可能是中国，只能是古代和中世纪的日本。
韩国的孩子被教导：“祖先教会了日本人某某东西”，或者“过去我们比日本更先进”。
据说由韩国传入的先进文化包括：古代的稻作、纺织、建筑、佛教、造纸和文字；秀吉入侵时期的陶器制作技术；江户时代通过朝鲜通信使传入的医学、儒学、书法和绘画等。
这样，通过与日本作比较，他们便产生民族优越感，认为“明治维新前韩国的文化比日本更先进”，或者“我们的祖先是教化野蛮日本人的老师”。
再大篇幅讲述秀吉的入侵和近代日本的入侵，他们自然会愤慨，觉得“好心却遭到了恶报”。
由此，一种同时培植对日本的优越感与受害者意识、延续至今的“奇怪历史教育”便奠定了基础。

后来成为总统的全斗焕和卢泰愚，也与朴正熙同属陆军士官学校系统，并继承了反日教育。
原因大概也与上文所述相同。
军事政权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承受人们仇恨的对象。
何况全斗焕还是一上来便在光州事件中镇压市民的人。
他也想创造朴正熙式的奇迹，试图从日本争取巨额经济援助。

他为此拿教科书问题找碴——这样的人怎么会纠正反日教育？

1988年，韩国终于转向民主制度。
至少在形式上，思想与言论自由也得到了基本保障。
但经过四十年的对内宣传，“虚假的记忆”已经完全被当成既成事实，一切都太迟了。
韩国人已经在精神上与“建国之父”完全融为一体。
如今，独立运动者成了韩民族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普通国民相信“我们勇敢地与日帝这个恶魔作战并赢得胜利”，而且成了这个神话的守护者，所以要推翻它已不容易。

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的“日韩友好”
话说回来，我并非没有与韩国人保持过私人交往。
说起我的体验，就是“他们让我完全不觉得是外人”。
我身边有人说，自己与韩国人做生意时被骗、东西被偷，或者货款被赖掉；但幸运的是，我一次也没有遇到过不愉快的事。
所以对我个人而言，如今仍觉得认识的韩国人像亲戚一样。
也许一百年前的日本人带着某种近乎超乎常理的善意和使命感，投身韩国社会的现代化，也是出于这样的情感吧。

“不觉得他们是外人”，或者“觉得失散的兄弟正身处悲惨境遇”，说不定这才是意外的真相。
不过，在这样的私人交往中，我感到奇怪的是，即便聪明温和的韩国人，只要偶然谈起历史，脸色也会改变。
那仿佛像童年遭受虐待的人，被突然闪回的记忆所折磨。

我是在十五年前读了一本翻译过来的韩国历史教科书后，才知道其中缘由。
日本人被描绘成冷酷无情的“恶魔”。
近代日本被说成对朝鲜“只做过屠杀与掠夺”。

韩国政府的谎言与捏造竟然毫不留情到这种地步。
我立刻直觉到其中的危险。
孩子们自然会相信那一切都是真实的，并在这样的信念中长大。
这相当于一种比日本战时宣扬的“鬼畜美英”还要严重的“鬼畜日本”宣传。

韩国历史教育所描绘的日韩关系，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加害者与百分之百的受害者”、“绝对的恶与绝对的正义”之间的关系。
它成了仿佛冒牌英雄才会想出的廉价惩恶扬善故事。

由于李承晚作为首任总统掌握了独裁权力，这样的虚构竟真正成了建国神话；而这种洗脑延续至今，以至普通韩国人也在精神上与这个冒牌货融为一体。

韩国是这样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六十五年来，以国家之力持续开展灌输对特定民族的憎恨和偏见的洗脑教育。

而且，它还把违背事实的伪造之物称作“正确的历史认识”，试图强加给日本人。

整个国家相信在科学和客观意义上并非事实的东西，这已经到了“信仰”的境地。
也就是说，除了基督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和佛教国家之外，我们最好认为这个世界上还有第四种国家——“反日真理教国”。
韩国就是一个邪教团体。

因此，那些一本正经地说韩国是友好国家、是共享相同价值观的伙伴的日本人，不是极端无知，就是天真得近乎愚蠢，或者就是某种代理人。

实际上，它是一个极其不友好、价值观也不同的国家。
那些亲韩派（或者说臣服于韩国的一派？）如今被韩国“突然”出现的反日态度弄得手足无措，一边慌张地说：“日韩以前不是一直相处得很好吗？”或者“这不过是政治人物和政府层面的争执，过一阵子肯定能恢复原先的友好关系。”
所谓“愚蠢无药可医”，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韩国本来就是这样的国家。它如今到处寻衅，只不过是形势变化后不再需要掩饰本性而已。

说到底，日本人理解的日韩友好，与韩国人理解的日韩友好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日本人顾名思义会想到“平等的朋友关系”。
可在韩国人那里，“百分之百的加害者与百分之百的受害者”的关系是前提。因此，当他们说“友好”或“合作”时，其中包含的是“日本人要清楚自己的加害者身份”这一层意思。
换句话说，就是“要为受害者尽心尽力”。

至于日韩是否需要和解，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但相信和解能够实现，未免过于天真。

应当积极推动日韩两国民众之间的私人交流与对话，但切不可对其效果抱有过高期待。
这就像放任后方的外星生物母体不断产卵，却只在前线消灭扑过来的个体。

要让这些交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先消灭母体——对儿童的反日洗脑教育。
然而，不管一国的教育多么错误，终究仍属于内政问题。
能够进行改革的，只有韩国人自己。

至于这是否可能，我无法断言。
不过，归根结底，那只是一种把赝品视为“正统”的非科学神秘信仰。
如果真相之光照射进来，虚假就会逐渐消融。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又等同于大韩民国的“国体崩溃”。
所以，政府害怕历史真相，事实上管制思想和言论自由，甚至压制人们发声。
换个角度看，这也可以视为“垂死挣扎”。

另一方面，日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首先应该要求：“按照事实重写历史教科书。”
事已至此，再拿内政问题说事也毫无意义。
韩国一直向孩子灌输对日本的憎恨与偏见，却又在政治层面佯装是朋友或伙伴。
可以说，它就是以这种两面派外交欺骗并利用了日本。
恐怕它心里还吐着舌头想：“哄骗日本人可真容易。”

然而，今后那种对日欺瞒的姿态再也行不通了：表面上以“日韩应该相互合作”或“我们其实并不讨厌日本”搪塞，背地里却在公共教育中宣扬日本是恶魔。
我们不会再上这一套的当。

不肯正视历史真相的韩国人没有未来。
首先应该从根本上纠正问题。
其他的事，到那之后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