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9日
直到六年前的八月之后，我才认识了古田博司这个人。
正如高山正之是战后世界独一无二的记者一样，古田博司也是战后世界最优秀的学者之一。
《朝日新闻》从未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人。
仅凭这一点，《朝日新闻》的恶劣之处就已表现得再清楚不过。
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他是仅次于冈田英弘的学者；我认为这完全正确。
我没有读过冈田英弘的著作，但古田与高山都对他抱有最高的敬意，甚至王岐山也称赞过冈田学识之深。
古田博司有时会展现他特有的幽默，每次都让我放声大笑。
他还拥有只有真正的学者才具备的幽默。
以下摘自他在月刊杂志连载的《战斗的伊壁鸠鲁》。
我从一开始就忍不住笑了出来。
为新时代做好思想准备。
东京大学文科的权威已跌落在地。
以下对话源于一位曾担任报社记者的女士打来的电话。
“先生，您为什么对西方哲学如此了解？”
“因为我从小上课时就随意听讲，把西方原著放在膝上阅读。”
“您没有读日本人写的书吗？”
“既然那些知识分子说日本人是笨蛋、没出息、土人，我便以为身为日本人的他们写出的东西，也是笨蛋、没出息、土人的产物，所以没有读。”
“哈哈，大学里又怎么样？”
“我的导师是岐阜一位代课教师的儿子可儿弘明先生，研究历史人类学。他是一位靠自己奋斗出来的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因此没有对我说谎。有一天，他这样对我说——”
“古田，如果我出身于好人家，就不会研究中国了。”“那您会研究哪里？”“当然是欧洲。”
“我听后觉得果然如此，于是继续独自研读欧洲原著。”
“不能一开始就研究欧洲吗？”
“如果家世良好，祖父和父母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本，就比较容易。欧洲的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其中也混杂着错误和无用的东西，必须挑选好的东西才能继续前进。如果完全没有这种经验的积累，研究最终只会停留在个人趣味。”
“那么东亚呢？”
“文化积淀薄得多。此外，中国充满错误的东西。如果同样没有用处，研究朝鲜反倒轻松些。汉文也容易读。不必想着从中学到什么，把它当作人们不断做错事的记录来读就行了。这样便能腾出时间阅读西方原著。”
“这么说不会太过分吗？”
“确实过分。但现实是冷酷、荒凉而严酷的。不要以为学问是什么高尚的东西。医学沾满鲜血，工学沾满油污。文科也是一样，只要从事写作的学者人格高尚，就足够了。”
“有人使学问看起来很高尚。”
“德国人很糟糕。他们对英国和法国抱有强烈的自卑感，便装出高尚的样子来填补它，实际上却陷入了傲慢。”
“比如说？”
“康德去掉了‘理念’这一重要概念。这使年轻人产生了无法到达‘神的领域＝真理’的绝望感，称为‘康德危机’。黑格尔说了‘历史必然进步’这样的谎话，却让怀有英法自卑感的德国知识分子松了一口气。毕竟，从那时到德国统一还花了三十年。只要想想吴哥窟之后出现的不是中世纪，而是密林的黑暗，就容易明白历史并不必然进步。历史上，没有进步就走向灭亡的国家反而占压倒性多数。”
“落后的日本知识分子也被这一说法欺骗，因而松了一口气。”
“是的。黑格尔的‘进步史观’经马克思包装成科学，变成了‘唯物史观’，人们继续相信它。丸山真男教授在1985年意识到，‘历史没有规律，只有因果关系’。但四年后，他想到如果说出这一点，建立在其上的全部研究成果都会崩塌，于是推翻了此前的说法。他要求弟子们‘为了维护我们的正统，必须坚持历史进步观’，把他们引向无知与蒙昧（参见《正统与异端》第49、50、53、195页）。”
“为什么研究成果会崩塌？”
“实证主义学者会亲自阅读记录，找出因果关系，再撰写论文。换言之，历史是学者本人建构出来的，他们写作时对此有所自觉。持进步史观的学者没有这种自觉，也就是说，他们此前并没有进行实证研究。”
“缺乏实证研究的事实暴露了。”
“是的，这就是冷酷的现实。不得不说，东京大学的文科学者没有进行实证研究，却一味树立权威。社会学家见田宗介教授也是如此。2006年，社会学已陷入无法定义的境地，他却说‘社会学是跨越边界的知识’，反而把学生引向无知与蒙昧（参见其著作集中的《跨越边界的知识》）。他大概是想维护东京大学社会学的权威。东京大学内部的实证主义者因此受到了委屈。”
“先生，您自己做过实证研究吗？”
“做过。我在实证研究中加入直觉与超越，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为了检验这种方法是否也适用于其他领域，我还用《旧约》的记载做过实验。”
“就是您前几天提到的那本书？”
“对，就是那本。这样，我终于能够说出在《东亚‘反日’三角》（文春新书，2005年）的后记中写过的‘隐秘的性质’（qualitas occulta）了（笑）。”
本文未完。